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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雪迎春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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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中国历史人物--东晋名将:陶侃  

2011-07-16 16:07:48|  分类: 中国历史人物系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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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侃

少长孤寒举孝廉,壮从军旅拒南蛮。
功勋卓著驭强兵,解危济困镇边关。
劝课农桑富荆襄,督统八州自勤勉。
不贪朝权荫晋室,封印传节誉世间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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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SWZKXR

 历史长河出英雄
个个英名万代颂
中华历史铸辉煌
中华英名传继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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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登成

东晋兴盛出陶侃
金戈铁马镇边关
不畏权贵自勤勉
载史留名代代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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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侃简介

       陶侃(259—334.7.30),字士行,溪族,原籍东晋鄱阳郡(今江西波阳县东北)人,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(今江西九江),东晋著名的军事家。

         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,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。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。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,又称溪族。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,因此曾被人骂为“溪狗”,史书上也说他“俗异诸华”。可见,他是少数民族。

        陶侃的先辈,史书上记载不详。其父陶丹,是吴国的边将,官至扬武将军。扬武,系杂号,地位不高。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,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“鱼梁吏”,说明其家属于“寒门”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。晋灭吴后,中原人称江南人为“亡国之余”,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。像陶侃这样“望非世族、俗异诸华”的人,处境就更为艰难了。

       陶侃少年时丧父,家境清贫,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。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。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。在这种环境下,陶侃“少长勤整,自强不息”(《初学记》卷一注引王隐《晋书》)。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,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。后来,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,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。

    一次,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。时值冰雪积日,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。湛氏截发换得酒肴,陶侃“斫诸屋柱”为薪柴,终于备得一桌“精食”,让客人喝得特别高兴,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。

    等范逵离开时,陶侃又追送百余里。范逵很感动,临别时问陶侃:“卿欲仕郡乎?”陶侃赶忙回答:“欲之,困于无津耳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“称美之。夔召为督邮,领枞阳令。有能名,迁主簿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,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赂贿,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,自己出面对从事说:“若鄙郡有违,自当明宪直绳,不宜相逼。若不以礼,吾能御之 。”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。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。“夔妻有疾,将迎医于数百里。时正寒雪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,众僚属皆面有难色。唯陶侃说:“资于事父以事君。小君,犹母也,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于是请行,众咸服其义。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,见到陶侃,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,使得太守大为惊讶,临别时对他说“君终当有大名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,而后才离去。

    有了这样的关系,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。靠这种身分,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,去实现他的大志。

    元康元年(291年),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,独掌大权。这是“八王之乱”的开始。由于执政的贾模、张华尽心尽力,此后的七、八年间朝野安静,没有什么大的动乱。

    大约在元康六年(296年),陶侃到了洛阳。当时的洛阳,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、重建,又变得十分繁华、热闹起来。但是,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。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,已使西晋在选官上“上品无寒门、下品无势族”。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、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,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。自惠帝即位后,更是“纲纪大坏,货赂公行。势位之家,以贵凌物。忠贤绝路,谗邪得志,更相荐举,天下谓之互市”(《晋书·惠帝纪》)。

   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,没有权门当靠山,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。因此,他去求见“性好人物”的司空张华。但张华却“初以远人,不甚接遇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。多次求见,“每往,神无忤色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,大吃一惊,认为他不同常人,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。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,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。

    后伏波将军孙秀以“亡国支庶,府望不显,中华人士耻为掾属,以侃寒宦,召为舍人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,他的出身,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,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。

    当时预章国郎中令杨晫与陶侃同在一州,声望很高,陶侃便去求见他,杨晫称赞他说:“《易 》称‘贞固足以干事’,陶士行是也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于是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,顾荣非常奇怪,吏部郎温雅也对杨踔说:“奈何与小人同载?”杨晫说:“此人非凡器也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

    尚书乐广想要召集荆、扬一带的士人,武库令黄庆向乐广进荐陶侃,竟然也遭到非议。黄庆则说:“此子终当远到,复何疑也!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

   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、六年,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。在这期间,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。永康元年(300年),赵王伦废贾后。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。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。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、争夺之地。在这种情况下,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。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,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,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。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,他也准备南下了。

    时黄庆已经作了吏部令吏,举荐陶侃补任武冈县令。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。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。 陶侃到任后,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。他遂弃官回家。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。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,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。

   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,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。

    西晋末年,秦、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,大量流徙到梁、益地区就食。永宁元年(301年)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,聚众起义。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。被调发的荆州武勇,都不愿远征,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,遂转而屯聚起事。

    太安二年(303年)五月,晋延征荆州(治今湖北江陵)各地壮勇赴益州镇压李流起义军,引起民众怨恨,纷纷聚结反抗。义阳(今河南信阳西北)蛮族首领张昌乘机领导民众在安陆(今湖北云梦)石岩山举行起义,流落到荆州地区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纷纷参加,声势浩大。晋江夏太守弓钦遣兵进剿,不能取胜。张昌遂进攻江夏郡治安陆,弓钦兵败逃奔武昌(今湖北鄂州)。晋新野王司马歆遣骑督靳满率部进讨,又被张昌击败。张昌进占江夏郡,立丘沈(改名刘尼,伪称系汉后裔)为天子,建立政权,自任相国,旬月之间,兵力达到3万人。

    张昌势力的发展,引起朝廷的不安。晋廷应新野王司马歆请求发兵进攻张昌,命豫州刺史刘乔屯汝南(今河南息县),荆州刺史刘弘据宛(今河南南阳市)。刘弘任陶侃为南蛮长史,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,讨伐张昌。张昌利用晋廷皇室诸王争夺朝权,兵力难于集中之机,分兵四出,攻城略地。先遣部将黄林率兵2万进攻豫州,被刘乔击退。张昌亲率一路北攻樊城(今湖北襄樊市东北)。司马歆统兵出城迎战,全军溃败,司马歆被杀。

    六月,张昌集中兵力北上攻宛,杀守将羊伊,又击败晋前将军赵骧。刘弘退守梁县(今河南临汝西南),留陶侃等人守襄阳(今属湖北),张昌转攻襄阳,不克。七月,东路义军在石冰率领下攻破江、扬二州。短短几个月,义军势力扩大到荆、江、徐、扬、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。

    刘弘陶侃的调精锐部队出襄阳向竟陵(今湖北潜江西北)反击张昌义军,刘乔遣部将李杨进攻江夏。陶侃与张昌多次激战,连连获胜,杀义军数万人。张昌逃奔下俊山(今湖北通城西北),其众尽降。直到太安三年(304年)八月,张昌被晋荆州军俘杀,起义被镇压下去。

    在作战中,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。他对陶侃说:“吾昔为羊公(羊祜)参军,谓吾其后当居身处。今相观察,必继老夫矣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,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。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。刘弘的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。

    张昌起义被镇压后,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,被封为东乡侯,食邑千户。荆、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。

    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,西晋朝廷名存实亡。镇压石冰起义军有功的陈敏被封广陵相,自谓勇略无敌,渐有割据江东之心。永兴二年(305年),东海王司马越为在诸王争权战争中打败对手,起用陈敏为右将军、前锋都督。陈敏见晋廷衰乱,遂于十二月据历阳(今安徽和县)起兵反晋,命其弟陈恢及部将钱端南攻江州(治今南昌),弟陈斌东攻各郡。晋扬州刺史刘机、丹杨太守王旷、江州刺史应邈皆弃城而逃。陈敏占据江东,自称大司马、都督江东诸军事,任命当地豪强、名士顾荣、周圯等40余人为将军、太守。并假称奉诏自长江入沔、汉迎接晋惠帝。时执掌朝权的河间王司马颙以张光为顺阳太守,率步骑5000向荆州增援。刘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口(今武汉),南平太守应詹领水军为后援。

    此时,陶侃已被刘弘命为江夏太守,另封应扬将军,率军抵御陈恢。陶侃备设仪仗,把母亲迎人官舍,乡里人都认为他很光荣。但陶侃与陈敏为同郡,又同岁举吏。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,统强兵颇有猜疑。随郡内史扈环便到刘弘处挑拔他和陶侃的关系,他对刘弘说:“侃与敏有乡里之旧,居大郡,统强兵,脱有异志,则荆州无东门矣 。”刘弘则说:“侃之忠能,吾得之已久,岂有是乎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陶侃暗中闻知此事,立即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去见刘弘,陈说情况,以解开刘弘的疑点。刘弘用人不疑,任他们为参军,给了他们许多赏赐把他们打发回去。时陈敏令陈恢军直逼武昌(今湖北鄂州),刘弘让陶侃兼任前锋督护,率军抵御。

    陶侃把运输船改作战舰,有人说这样作不妥,陶侃说:“用官物讨官贼,但须列上有本末耳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于是攻打陈恢,连败其军。又与皮初、张光、苗光各军于长岐(湖北黄陂西南)迎击钱端。晋军以皮初率步军诱敌深入,张光、陶侃率步骑伏于岸上,苗光领水军藏舟于沔水之中,待皮初部诱钱端主力进入伏击圈后,水陆伏兵齐出,发动猛攻,大败钱端军。陶侃“戎政齐肃,凡有虏获,皆分士卒,身无私焉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

    陶侃这两次战绩,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,成为当时颇有才能的地方将领。光熙元年(306),刘弘病故。不久,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。

   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,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。永嘉元年(307年)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。司马睿是“八王之乱”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。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,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。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。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,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。没有稳固的上游,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。永嘉五年(311年),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,统甘卓、周访等沿江西上。至江州,与华轶的势力相遇。

   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。永嘉中任江州刺史。“在州甚有威惠,州之豪士接以友道,得江表之欢心,流亡之士赴之如归”(《晋书·华轶传》)。华轶如此有势力而“自以受洛京所遣,而为寿春所督,时洛京尚存,不能祗承元帝教命”(《晋书·华轶传》)。尽管同属一个派系,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。

    陶侃丧期满后,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。司马越以他为参军,督护江州诸军事。有了这层关系,再加上陶侃的声望,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,率兵三千,屯夏口。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。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,陶臻左右为难,便说自己有病,对陶侃说:“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,而才能不足,且与琅邪不平,恐怕事难办成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陶侃觉得背弃华轶,有违忠义,因此大怒,派陶臻回到华轶处。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,这使司马睿非常高兴,“命臻为参军,加侃奋威将军,假赤幢曲盖轺车、鼓吹。侃乃与华轶告绝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

    陶侃的“告绝”,使华轶元气大伤。华轶兵败被杀,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、武昌太守。陶侃曾宣言“资于事父以事君”,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。对陶侃的这种行为,当时人无所指斥,史家亦未加以诟病。这说明,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。

    当时天下饥荒,山中贼众常常在江上打劫。陶侃令手下众将领装扮成商船行在江上来引诱劫贼,果然山贼来到,被抓获十几人,回来后经过审问,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西阳王司马漾的左右部下,陶侃十分不满,即刻派人去到司马漾处,逼他把以前的劫贼都交出来,陶侃在钓台整阵作后继。司马漾只得捆送帐下二十人,陶侃把他们全部斩杀。从此以后,水陆肃清,流亡的人都纷纷归投他,陶侃把自己当时所有资财全部分发给他们。又在郡东设立夷市,大收其利。

    永嘉年间,巴蜀流民分布在荆、湘之间,屡为官吏、土民所侵害。永嘉五年(311年)春,晋湘州刺史荀眺欲以造反罪杀尽流民,流民四、五万家被迫起义反晋,共推蜀中才子,时任晋醴陵令的杜弢为首领。杜弢自称梁、益二州牧,领湘州刺史。四月,杜弢起义军攻长沙(今属湖南)。五月,荀眺弃城逃奔广州,被起义军擒获。后伪降于征南将军山简,任广汉太守,击毙率众来攻的湘州郭察,南破零陵(今属湖南)、桂阳(今湖南郴州),东攻武昌(今湖北鄂州),杀晋官吏甚众。

    永嘉六年(312年),晋荆州刺史王澄屡攻杜弢,均被起义军击败。晋琅玡王司马睿遣周顗接任荆州刺史。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弢。杜弢别将王真(一说王贡)袭沔阳(今湖北沔阳西南),周顗狼狈失守。晋庭只得遣陶侃率寻阳太守周访、历阳内史甘卓诸军共同镇压杜弢起义军,征讨都督王敦进屯豫章(今江西南昌)为诸军后援。

    建兴元年(313年)八月,杜弢围周顗于浔水城(今湖北黄梅县西南),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援,杜弢退保冷口(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东南)。陶侃对诸将说:“此贼必更步向武昌,吾宜还城,昼夜三日行可至。卿等认能忍饥斗邪?”部将吴寄说:“要欲十日忍饥,昼当击贼,夜分捕鱼,足以相济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陶侃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,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。义军果然增兵来攻,陶侃又遣朱伺率伏兵迎击杜弢,大破义军,获其辎重,杀伤甚重,杜弢撤归长沙。

    陶侃派参军王贡去到王敦处报捷,王敦说:“若无陶侯,便失荆州矣。伯仁方入境,便为贼所破,不知那得刺史?”王贡回答说:“鄙州方有事难,非陶龙骧莫可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王敦认为他说得有理,即表陶侃为使持节、宁远将军、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,领西阳、江夏、武昌,镇于沌口,又屯沔江(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)。十月,陶侃又率周访等进击杜弢,再破义军。

    陶侃派朱伺讨江夏,大获全胜,王冲自称荆州刺史,占据江陵。建兴二年(314年)三月,王贡回来后,背叛陶侃,假作陶侃命令,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,进军斩杀了王冲,把他的手下众人全部俘虏。陶侃召见杜曾不到,王贡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,于是和杜曾举兵反叛,在沌阳大败陶侃的督护郑攀,又在沔口大败朱伺。陶侃想撤往滠中(今湖北孝感、黄陂二县以南),部将张奕想反叛陶侃,于是对陶侃说:“贼至而动,众必不可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陶侃于是犹豫不决没有前进,不久之后,义军到来,果然陶侃军队战败。再战,陶侃的坐船被叛军钩住,陶侃惊慌失策,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,朱伺拼力战敌,加上周访救援陶侃,击败杜弢军,才得以逃脱。张奕也趁机投降敌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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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这次惨败使陶侃被降罪免官,但王敦感到,要消灭流民的起义,还是非得陶侃不可。于是,他让陶侃“白衣领职”。

    建兴三年(315年)二月,王敦命陶侃、甘卓等进攻杜弢。陶侃率周访等进军入湘,派都尉杨举为先锋,大败杜弢,屯兵于城西。因此战有功,陶侃的佐史辞对王敦说:“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,从微至著,忠允之功,所在有效。出佐南夏,辅翼刘征南,前遇张昌,后属陈敏,侃以偏旅,独当大寇,无征不克,群丑破灭。近者王如乱北,杜弢跨南,二征奔走,一州星驰,其余郡县,所在土崩。侃招携以礼,怀远以德,子来之众,前后累至。奉承指授,独守危厄,人往不动,人离不散。往年董督,径造湘城,志陵云霄,神机独断。徒以军少粮悬,不果献捷。然杜弢慑惧,来还夏口,未经信宿,建平流人迎贼俱叛。侃即回军溯流,芟夷丑类,至使西门不键,华圻无虞者,侃之功也。明将军愍此荆楚,救命涂炭,使侃统领穷残之余,寒者衣之,饥者食之,比屋相庆,有若挟纩。江滨孤危,地非重险,非可单军独能保固,故移就高莋,以避其冲。贼轻易先至,大众在后,侃距战经日,杀其名帅。贼寻犬羊相结,并力来攻,侃以忠臣之节,义无退顾,被坚执锐,身当戎行,将士奋击,莫不用命。当时死者不可胜数。贼众参伍,更息更战。侃以孤军一队,力不独御,量宜取全,以俟后举。而主者责侃,重加黜削。侃性谦冲,功成身退,今奉还所受,唯恐稽迟。然某等区区,实恐理失于内,事败于外,豪厘之差,将致千里,使荆蛮乖离,西嵎不守,唇亡齿寒,侵逼无限也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于是陶侃被恢复官职。

    陶侃率军与义军前后数十战,起义军伤亡甚大,杜弢最后向司马睿请降,司马睿任命其为巴东监军。但晋军诸将依旧不断进攻,杜弢不胜愤怒,杀晋前南海太守王运,重新起义。遣部将杜弘、张彦杀临川史谢擒,攻陷豫章。三月,周访击张彦,斩之,杜弘奔临贺(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)。八月,杜弢的将领王贡带三千精兵劫断官运,直向武昌。陶侃派伏波将军陶延夜中赶往巴陵,掩其不备,大败敌军,斩杀千余人,俘虏万余人。王贡逃还湘城,整军再战,陶侃远远地对他说:“杜弢为益州吏,盗用库钱,父死不奔丧。卿本佳人,何为随之也?天下宁有白头贼乎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王贡听了,面显惭色,陶侃心里明白他心有所动,于是继续写信劝降,还剪断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,王贡终于投降陶侃。起义军溃散,杜弢逃走,死于途中。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占长沙。历时四年的杜弢流民起义终于被陶侃等镇压。

    这时,长江上游的荆、湘、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。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。在这个过程中,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。

    但王敦此时对陶侃屡立战功感到特别不安,于是产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。陶侃“将还江陵,欲诣敦别,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,以为不可。侃不从。敦果留侃不遣,左转广州刺史、平越中郎将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,是怕其功高难制。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,王敦正欲专制朝权,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。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。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,起兵抵制,并拒绝去南方。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,王敦大怒,披甲执矛,想要杀陶侃,出而复回,如此往返三四次,陶侃正色说:“使君之雄断,当裁天下,何此不决乎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于是起身去厕所。咨议参军梅陶、长史陈颁对王敦说:“周访与侃亲姻,如左右手,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王敦才改变主意,设宴欢送。陶侃见得以成行,连夜便发。途经豫章,见周访,不禁泪流满面:“非卿外援,我殆不免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

    两晋之际,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。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。然而,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,所以难逃失败厄运。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。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,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。这样,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、受摆布的地位。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。

    (转载自第一范文网http://www.diyifanwen.com,请保留此标记。)陶侃将入广州,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。闻陶侃将至,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。陶侃识破其诈,布兵设阵,一举将杜弘击溃。诸将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,陶侃笑著说:“吾威名已著,何事遣兵,但一函纸自足耳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,被陶侃军在始兴抓获,陶侃遂进据广州。陶侃因功被封为柴桑侯,食邑四千户。

   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,境内较为安定。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,已功名卓著。虽然受王敦排挤,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。陶侃在州无事,便早晨起来把一百块砖从斋里搬运到院中,晚又再把这些砖一块块地搬回屋里。有人问其中的原故,陶侃说:“吾方致力中原,过尔优逸,恐不堪事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人们都十分佩服,他勤力励志竟达至此。就这样,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。

    太兴初年,陶侃进号平南将军,加都督交州军事。永昌元年(322年)正月,王敦起兵反晋。三月,陶侃领江州刺史,但并未直接参加平叛。

    太宁三年(325),王敦之乱平定后,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、湘、雍、梁四州军事、领护南蛮校尉、征西大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元、明两朝,王敦两次兴兵,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,并未实际介入,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。陶侃出掌大镇,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。

    东晋建立后,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。永昌元年(322)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,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,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。王敦专权后,委任亲信,排斥异己,诛除不从。其中,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。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。故明帝能收侨、吴士族之力平王敦。

    王敦之乱被平定,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。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,但王导仍居中枢。为避免重蹈覆辙,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的政治格局。因此,他一方面重用庾亮、郗鉴等人,制约王导的权力,同时拔擢江东士族,在侨、吴士族间搞平衡。另一方面,“改授荆、湘等四州,以分上流之势”(《晋书·明帝纪》),使方镇互相牵制,收相维相抗之效。陶侃刺荆州,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。陶侃入主荆州,“楚郢士女莫不相庆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

    陶侃“性聪敏,勤于吏职,恭而近礼,爱好人伦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终日危襟正坐,无论遇到什么事,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,各种文件,全用手答,笔翰如流,未尝壅滞。接待来访门无停滞。他常对人讲:“大禹圣者,乃惜寸阴,至于众人,当惜分阴,岂可逸游荒醉,生无益于时,死无闻于后,是自弃也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

    时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。“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,奉法为苛刻”,“从容为高妙,放荡为达士”(《晋书·熊远传》)。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,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,声言:“樗蒱者,牧猪奴戏耳!《老》《庄》浮华,非先王之法言,不可行也。君子当正其衣冠,摄其威仪,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,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,还“命取其酒器、蒲博之具,悉投于江”。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。

    陶侃不但对部下如此,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。平时有赠送东西的,他必要问明来源,如是力作所得,则欢喜地收下,还要加倍回赠;如是贪污官家所得,则立即退还,而且还要当面批评。一次出游,见有一人拿著一把未熟稻子,陶侃问他:“用此何为?”那人回答说:“行道所见,聊取之耳 。”陶侃大怒,说:“汝既不田,而戏贼人稻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让人抓住他打了一顿鞭子。每宴会饮酒,他有定限。常欢有余而限已竭。众人劝更少进,但他决不再饮。

    陶侃治荆州,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。王敦平后,荆州大饥,百姓多饿死。陶侃“至秋熟辄籴,至饥复减价粜之。士庶欢悦,咸蒙济赖”。《艺文类聚》卷五○引王隐《晋书》)羊祜、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,颇得民心,这对陶侃影响不小。此外,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,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。在他治理下,“百姓勤于农殖,家给人足”,“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,路不拾遗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。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,生产有所发展,当是事实。

    陶侃行事,小到竹头木屑,大到设城驻兵,考虑颇为慎密细致。他曾主持造船,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,众人不知为什么。后逢大雪,天晴雪融,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,木屑正好用来布地,方便大家进出。几十年后,桓温为荆州刺史。伐蜀造船时,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。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著想,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。

    陶侃驻武昌时,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。陶侃“每不答,而言者不已,侃乃渡水猎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,与诸将佐察看形势。陶侃为之分析说,邾城隔在江北,内无所倚,外接敌寇。即便派兵驻守,也无益江南。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。众将才恍然大悟。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。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。咸康五年(339)后赵遣兵来攻。邾城孤立无援,终于兵败城陷,损失惨重。

    陶侃“性纤密好问”,勤于调查访问,人比之赵广汉(西汉人,曾任京兆尹)。他精于吏职,善察访,发奸擿伏如神。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。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。“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。侃后见,驻车问曰:‘此是武昌西门前柳,何因盗来此种?’施惶怖谢罪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

   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。一个叫梅陶的人说:“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,忠顺勤劳似孔明,陆抗诸人不能及也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将陶侃比之曹操、诸葛亮,这确有些溢美。但以陶侃的才略,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,他能勤于吏职,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。

    太宁三年(325年)明帝病死,五岁的成帝即位。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。庾亮对据上游、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,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,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。在东晋荆、扬的矛盾中,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、下游关系的枢纽。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,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,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。明帝以陶侃为荆州,同时任应詹刺江州。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,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。应詹咸和元年(326年)卒。死前曾与陶侃书,望陶侃能“竭节本朝,报恩幼主”(《晋书·应詹传》)。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。庾亮与温峤,本是“深交”。其使温峤镇江州,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。

    咸和二年(327年)十二月,历阳(今安徽和县)内史苏峻自恃参与平定王敦之乱有功,且握有强兵,日益骄横,屡抗朝命。晋咸和二年(327年)十月,晋执朝政的中书令庾亮不从朝官劝阻,以历阳内史苏峻终为祸乱为由,奏请晋成帝诏令苏峻入朝,欲夺其兵权。苏峻闻讯,不赴命,同时派参军徐会往寿春(今安徽寿县)约豫州刺史祖约以讨庾亮为名,兴兵反晋。十一月,祖约派部将祖涣、许柳率兵同苏峻汇合。十二月,苏峻部将韩晃、张健攻克姑熟(今安徽当涂),劫掠晋廷盐米。彭城王司马雄、章武王司马休反叛晋廷,投奔苏峻。京师建康(今南京)戒严。晋成帝以护军将军庾亮为都督征讨诸军事,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冠军将军、历阳太守,命左将军司马流率兵于慈湖(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北,长江南岸)阻据苏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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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咸和三年正月,两军战于慈湖,晋军失利,司马流战死,叛军攻陷慈湖。苏峻亲率兵2万自横江(今安徽和县东南渡口)渡江,与晋廷军战于牛渚山(今安徽采石)东北之陵口,晋军屡败。二月,苏峻攻至覆舟山(今南京玄武湖南),逼近建康(今南京)。京师大乱。负责守卫朱雀航陵以东的尚书令卞壶统率诸军同苏峻军苦战,战败而死。防卫建康其他诸门的晋军也不敌苏峻军,纷纷溃败。庾亮逃奔寻阳(今江西九江西南)。苏峻兵入建康台城(皇宫所在地),纵兵烧杀抢掠,驱役百官,改官树党,自称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,控制朝政。并遣部将韩晃、管商、张健等分别攻下吴郡及义兴、晋陵等地(皆在建康东南)。三月,苏峻南屯于湖(今安徽当涂境)。

    四月,镇守寻阳的江州刺史温峤与庚亮共推陶侃为盟主,移檄四方,共讨苏峻。车骑大将军郗誉也于广陵(今江苏扬州西北)发兵增援。明帝死时,陶侃因“不预顾命”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。后庾亮修石头城,也是针对他的。旧怨未消,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。陶侃深以为恨,答峤曰:“吾疆场外将,不敢越局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温峤屡说而不允。温峤坚持请求他回都,重又写信给他用他的儿子被杀一事来激怒他,他的妻子龚氏也劝他去,于是陶侃换上军装登上舟船,昼夜兼程向前进发。

    荆州军至江州,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。陶侃若杀庾亮,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,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。时庾亮“甚惧,用温峤计,诣侃拜谢”。庾亮有高名,为名士翘楚。他来谢罪,实出意外。陶侃“惊,止之曰:‘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!’亮引咎自责,风止可观,侃不觉释然”。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:“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,今日反见求邪”(《资治通鉴》·卷第九十四)!

    五月,陶侃、温峤联兵4万,直指建康。苏峻闻西线兵势强盛,自料难以在姑孰一带拦击,遂自姑孰还据石头城(今南京城西),分兵抵御陶侃等。六月,陶侃诸军进至石头城。诸军想立即决战,而陶侃认为“贼盛,不可争锋,当以岁月智计擒之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累战无功,诸将请求在查浦筑垒。监军部将李根建议,请求在白石垒驻军筑垒,陶侃不从,说:“若垒不成,卿当坐之。”李根说:“查浦地下,又在水南,唯白石峻极险固,可容数千人,贼来攻不便,灭贼之术也 。”陶侃笑著说:“卿良将也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于是陶侃命在石头城东北筑白石垒,以防苏峻军冲击,并令郗鉴等还据京口(今江苏镇江),以分散苏峻兵力。晋军同苏峻军在白石垒发生激战,庾亮激励将士,击退峻军。

    七月,祖约因抵御后赵军失败,自寿春逃奔历阳。九月,陶侃遣将至句容、湖孰(今皆属江苏)等地烧苏峻军粮,后闻苏峻军急攻京口一带之大业垒,陶侃想派兵去援求,长史殷羡说:“若遣救大业,步战不如峻,则大事去矣。但当急攻石头,峻必救之,而大业自解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于是陶侃遂督水军向石头进攻。温峤、庾亮统步军自白石垒南进击。苏峻遣将击败赵胤部,乘势率数骑突阵,遭晋军阻击,回营时,马失前蹄,被陶侃部将彭世等所杀。苏峻死后,其部属推苏逸(苏峻之弟)为主,闭城自守。此时,苏峻军兵势已衰。

    咸和四年(329年)正月,赵胤派部将征讨占据历阳的祖约,祖约大败,逃奔后赵。二月,各路晋军进攻石头城,苏逸等败死。苏峻之乱被平。

   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,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“盟主”。苏峻的士兵,多是北方流民,骁勇善战。庾亮率军进攻,为峻军所败,乃送“节传以谢侃。侃答曰:‘古人三败,君侯始二,当今事急,不宜数而。’”(《资治通鉴》·卷第九十四)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,诸将谁不力战。其次,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。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,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。诸军与苏峻军战,数战皆败。温峤军乏食,乞借粮,陶侃不欲借,并要撤军回荆州。经人劝解,陶侃“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”(《资治通鉴》·卷第九十四),并打消撤军念头。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。东晋政局危而复安。自此以后,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,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,没有出现大的动乱。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应该说,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    苏峻之乱后,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、太尉、都督七州军事,加羽葆鼓吹,封长沙郡公,邑三千户,赐绢八千匹,仍驻荆州。

    咸和四年(329年)十二月,晋右军将军郭默将入京赴任,向江州(治寻阳)刺史刘胤请求资助,刘胤不与,因而结怨。旋郭默听信谗言,遂率部袭杀刘胤及其部将,诬其谋反,并矫诏宣示内外。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,以郭默为江州刺史。陶侃闻知此事,认为其中有诈,于是派遣将军朱夏、陈修带兵据守湓口,陶侃带领大军跟随而进。郭默探知消息立即派人给他送来艺妓奴婢和丝绢百匹,写中诏呈现于陶侃,参佐多谏他说:“默不被诏,岂敢为此事。若进军,宜待诏报。”陶侃厉声说道::“国家年小,不出胸怀。且刘胤为朝廷所礼,虽方任非才,何缘猥加极刑!郭默虓勇,所在暴掠,以大难新除,威网宽简,欲因隙会骋其从横耳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于是派人上表征讨郭默。陶侃给王导写信,信中说:“郭默杀方州,即用为方州;害宰相,便为宰相乎?”王导回信说:“默居上流之势,加有船舰成资,故苞含隐忍,使其有地。一月潜严,足下军到,是以得风发相赴,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!”陶侃看了回信大笑说道:“是乃遵养时贼也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

    咸和五年(330年)正月,陶侃与庾亮共讨郭默。二月,郭默畏惧陶侃欲退而南据豫章(今南昌),适值陶侃率兵赶到。郭默只得出战,不利,遂入城固守。三月,庾亮军至湓口(今江西九江西北),讨郭默诸军齐集。五月,郭默部将宋侯缚郭默父子投降,陶侃斩郭默。

    实际上,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,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。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,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。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,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。陶侃夺得江州,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。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、荆、江二州刺史,其权力之煊赫,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。

    郭默在中原,曾多次与石勒等作战,所以他们特别畏惧郭默的英勇,现在听说陶侃讨伐郭默,兵不血刃而擒之,于是更加害怕陶侃。苏峻的部将冯铁杀陶侃之子然后投奔石勒,石勒收留下他,让他为戍将。陶侃闻知后,立即派人报知了事情原委,石勒便立即派人把冯铁召回斩杀。不久,陶侃奉命都督江州,领刺史,继而又移镇武昌。

    咸和七年(332年)四月,后赵荆州监军郭敬再次攻克襄阳,七月,向南攻略江西(今长江下游北岸,淮水以南地区)。陶侃派其子平西参军陶斌及南中郎将桓宣乘虚攻克樊城。郭敬闻讯,回兵救援,与桓宣军于涅水(今河南西南白河支流赵河)激战,大败。陶侃又派其侄陶臻、竟陵太守李阳攻取新野(今属河南)。郭敬领兵退回,晋军收复襄阳。

    战后,陶侃被任为大将军,剑履上殿,入朝不趋。陶侃坚持推辞不受,他上表说:“臣非贪于畴昔,而虚让于今日。事有合于时宜,臣岂敢与陛下有违;理有益于圣世,臣岂与朝廷作异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,遣诸虚假之用,非独臣身而已。若臣杖国威灵,枭雄斩勒,则又何以加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!晋廷坚持给他这些特权。

    六月,陶侃病重,他再一次上表请求退位,说:“臣少长孤寒,始愿有限。过蒙圣朝历世殊恩、陛下睿鉴,宠灵弥泰。有始必终,自古而然。臣年垂八十,位极人臣,启手启足,当复何恨!但以陛下春秋尚富,余寇不诛,山陵未反,所以愤忾兼怀,不能已已。臣虽不知命,年时已迈,国恩殊特,赐封长沙,陨越之日,当归骨国土。臣父母旧葬,今在寻阳,缘存处亡,无心分违,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,刻以来秋,奉迎窀穸,葬事讫,乃告老下籓。不图所患,遂尔绵笃,伏枕感结,情不自胜。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,欲为陛下西平李雄,北吞石季龙,是以遣毌丘奥于巴东,授桓宣于襄阳。良图未叙,于此长乖!此方之任,内外之要,愿陛下速选臣代使,必得良才,奉宣王猷,遵成臣志,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。

    陛下虽圣姿天纵,英奇日新,方事之殷,当赖群俊。司徒导鉴识经远,光辅三世;司空鉴简素贞正,内外惟允;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,器用周时,即陛下之周召也。献替畴咨,敷融政道,地平天成,四海幸赖。谨遣左长史殷羡奉送所假节麾、幢曲盖、侍中貂蝉、太尉章、荆江州刺史印传启戟。仰恋天恩,悲酸感结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朝廷批准,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愆期,加封督护,统领文武。

    咸和九年(334年)六月,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,“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,封印仓库,自加管钥”,亲交专人保管,然后才登船赴长沙。“朝野以为美谈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第二天(六月乙卯,即公元334年7月30日),病逝在途中的樊溪。时年七十六。根据他的遗嘱,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。

    成帝闻知陶侃病逝的消息,十分悲痛,下诏说:“故使持节、侍中、太尉、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、荆江二州刺史、长沙郡公经德蕴哲,谋猷弘远。作籓于外,八州肃清;勤王于内,皇家以宁。乃者桓文之勋,伯舅是凭。方赖大猷,俾屏予一人。前进位大司马,礼秩策命,未及加崇。昊天不吊,奄忽薨殂,朕用震悼于厥心。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,假蜜章,祠以太牢。魂而有灵,喜兹宠荣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并谥桓。

    点评:陶侃在军中四十一年,“雄毅有权,明悟善决断”(《晋书·陶侃传》)。作为一代名将,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,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,陶侃颇有建树。他出身贫寒,又是江南的少数民族,在西晋风云变幻中,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,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,而颇有治绩。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《晋书》、《世说新语》等史书中,记载著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。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,赞扬的,贬斥的,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。

    《晋书·陶侃传》称侃曾“梦生八翼,飞而上天,见天门九重,已登其八,唯一门不得入。阍者以杖击之,因坠地,折其左翼”。“及都督八州,据上流,握强兵,潜有窥窬之志,每思折翼之祥,自抑而止。”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,“折翼”云云是《晋书》作者的诬枉。但通观东晋一代,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,或与中央对抗,或遥制朝权,陶侃也不会例外。况且,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。所以,《晋书》所云陶侃“潜有窥窬之志”是有根据的。但陶侃又有所不同。他宏总上流却能“怀止足之分,不与朝权”。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。

    陶侃自称“少长孤寒,始愿有限”。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,才得以出人头地。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(陶侃身任荆州刺史时,温峤仍称之为“溪狗”。见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)。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。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,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。其次,元帝、明帝两朝荆、扬对峙,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。咸和四年(329年),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,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。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,便于接应,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。咸和五年,陶侃“尝欲起兵废(王)导”,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,因“郗鉴不从乃止”(《晋书·庾亮传》)。这种上、下游间实力的变化,使陶侃虽有“窥窬之志”。也只能“自抑而止”。

    陶侃晚年位极人臣,能“怀止足之分,不与朝权”,对他个人来说,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这样既可维持“家僮千余,珍奇宝货富于天府”的家业,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。然而,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。荆州西临成汉,北接后赵。咸和七年(322年)陶侃遣母丘奥经营巴东,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。襄阳为荆州北门。它起著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,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。陶侃“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”(《晋书·桓宣传》),因其病重而作罢。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、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,确实难能可贵。

    名篇有《逊位表》、《祖国赋》,著有文集二卷行世。著名文学家陶渊明,即陶侃曾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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