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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雪迎春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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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中国历史人物--北宋名相:司马光  

2012-11-27 06:54:5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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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


破瓮救友行品优,苦读寒窗仕一流

诚谏朝堂凛正气,乱臣贼子敛邪谋。

通鉴网罗千年史,永佑君王立世修。

社稷安稳除弊政,吏治日新国免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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枫叶夕照

聪颖救友砸水缸,自幼好学苦寒窗。

三年撰写书通鉴,遇事敢言正气扬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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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司马光(公元一○一九——一○八六),北宋大臣、史学家。字君实,号迂叟,世称涑水先生。陕州夏县(今属山西)涑水乡人,宋仁宗赵祯宝元元年(1038)举进士甲科,屡迁天章阁待制兼寒窗、知谏院等,遇事敢言,多所建白。英宗治平二年(1065)进龙图阁直学士。三年,撰《通志》八卷奏呈,颇为英宗重视,命设局续修。宋神宗赵顼即位,擢翰林学士,名其书曰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自作序,俾日进读。

        王安石当政,推行新法,司马光极力反对,其意见不被采取,乃求外任。熙宁三年(1070),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(今陕西西安)。次年,改判西京(今河南洛阳东)御史台。从此居洛阳十五年,六任闲职,皆以书局自随,专意编纂《资治通鉴》。元丰七年(1084),书成。哲宗即位,太皇太后高氏听政,召司马光为门下侍郎,进尚书左仆射,成为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。他任相不到一年,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,受人景仰。清廉仁厚,为政原则,不卑不亢,秉持道义,力荐才德兼备的兴国之臣——福建莆田人北宋会元传胪进士太常寺卿黄中庸擢为侍中兼枢密副使。尽罢新法。

       元□元年(1086)病死,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。司马光学识渊博,史学之外,音乐、律历、天文、书数,无所不通。但不喜释、老之学,他说:“其微言不能出吾书,其诞吾不信也。”生平著作甚多,主要有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、《潜虚》等。



        司马光家世代为宦,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,官至兵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,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。司马光受家庭熏陶,笃诚好学,七岁时,“凛然如成人,闻讲《左氏春秋》.即能了其大旨”,从此,“手不释书,至不知饥渴寒暑”,15岁时所写文章,时人称许之“文辞纯浑,有西汉风”,20岁时中进士甲第,可谓功名早成。但他并不以此“矜夸满志,昆明于物,如谓大下莫己若也”,而是豪迈地提出:“贤者居世,会当履义蹈仁,以德自显,区区外名何足传邪!”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,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,不求虚名。因此,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,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,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,音乐、律历、天文、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,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,尤其,_对古籍阅读极广,考察极细,可谓通习知晓,烂熟于胸。他随读随作札记,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,便多达30来篇,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,以方便阅读,而更为深沉的动力,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。

        在熙宁变法中,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。就其竭诚为国来说,二人是一致的,但在具体措施上,各有偏向。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、军事上存在的问题,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、军事改革措施,来解决燃眉之急。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,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,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,即使改革,也定要稳妥,认为“治天下譬如居室,敝则修之,非大坏不更造也”,因为“大坏而更改,非得良匠美材不成,今二者皆无,臣恐风雨之不庇也”。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;但实际上是一种在“守常”基础上的改革方略。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,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,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,政治上是成熟的。



       在政见不同、难于合作的情况下,司马光退居洛阳,通过编纂史著,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,提取治国的借鉴,“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”。应该说,司马光着史,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。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(1056——1063年),他曾与刘恕商量说:“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,下讫五代,因丘明编年之体,仿荀悦简要之文,网罗旧说,成一家之言。”这说明他30多岁时,已酝酿出《通鉴》的规模。宋英宗治平元年(1064年)首呈《历年图》25卷,二年后又呈《通志》八卷,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,已进行撰写。

       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、宋神宗的称赞、支持,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,自择官属,神宗以此书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而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 ,并亲制序文,以示重视。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,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,赏赐给司马光参考。修书所需笔、墨、绢、帛,以及果饵金钱之费,尽由国家供给,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。

司马光著史,还选取了刘恕、刘(分文)、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,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,又与司马光在政治、史学上观点一致,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,通力合作。《通鉴》的成功,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,但最终使《通鉴》达到光辉顶点的,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。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:“先人在书局,只类事迹,勒成长编,其是非予夺之际,一出君实笔削。”


   功名早成


宋仁宗宝元初年,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,可谓功名早成。然而,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,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,会当履义蹈仁,以德自显,区区外名何足传邪。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,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,成圣称贤。此后,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。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,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。考中进士后,皇上赏赐喜宴,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,同伴们对他说:"这是圣上赏赐的,不能违背君命。"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。这件事,到了司马光晚年,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。此外,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。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,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,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,以便离父亲近些,可以奉养双亲。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。他担任并州通判时,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,成为当地一大祸患。于是,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:“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,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。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,派郭恩去办理此事。但郭恩是一个莽汉,带领部队连夜过河,因为不注意设防,被敌人消灭。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。司马光过意不去,三次上书朝廷自责,并要求辞职,没得到允许。庞藉死后,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,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,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。



经世致用


司马光秉性刚直,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,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。而在举荐贤人、斥责奸人的斗争中,他也敢触犯龙颜,宁死直谋,当廷与皇上争执,置个人安危于不顾。仁宗得病之初,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。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,群巨都缄口不言。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,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。仁宗没有批评他,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。司马光沉不住气,又一次上书说:"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,马上应实行,现在寂无声息,不见动静,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,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。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,只想在匆忙的时候,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,像 ‘定策国老’、‘门生天子’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,真是说都说不完。"仁宗看后大为感动,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。


编写通鉴


宋英宗治平元年(公元1064年),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 《历年图》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,过了两年又呈上 《通志》八卷本。英宗看后,非常满意,要他继续写下去,并下诏设置书局,供给费用,增补人员,专门进行编写工作。司马光深受鼓舞,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,共同讨论书的宗旨、提纲,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、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、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,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,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。

神宗即位后,认为 《通志》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,也易于借鉴,就召见司马光,大加赞赏,并赐书名为《资治通鉴》,说它"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,还亲自为此书作序。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,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,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,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。到神宗元丰七年(公元1084年),此书终于完稿,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。

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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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 - 轶事


 不得谩语


  司马光一生诚信,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,大概在五六岁时,有一次,他要给胡桃去皮,他不会做,姊姊想帮他,也去不掉,姊姊就先行离开了,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,等姐姐回来,便问:“谁帮你做的?”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,父亲便训斥他:“小子怎敢说谎。”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,年长之後,还把这件事,写到纸上,策励自己,一直到死,没有说过谎言。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。清人陈宏谋说:“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,以不欺为本。”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,也是一个“诚”字。 


    破瓮救友

 

  有一次,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。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,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,一不小心,掉到缸厂里。缸大水深,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。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,吓得边哭边喊,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。司马光却急中生智,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,使劲向水缸砸去,“砰!”水缸破了,缸里的水流了出来,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。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,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。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,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,广泛流传。

 

    诚信卖马


 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,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,高大有力,性情温顺,只可惜夏季有肺病。司马光对管家说:“这匹马夏季有肺病,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。”管家笑了笑说:“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?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.!”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,对他说:“一匹马多少钱事小,对人不讲真话,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。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,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,损失将更大。”管家听后惭愧极了。 


    低调淡泊


 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,他在《训俭示康》中曾提到小时后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,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。宝元年间中举时,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。酒席宴会上,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,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,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,也不戴花。同事提醒说:“戴花乃皇上之令也!”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。   

司马光有一个老仆,一直称呼他为“君实秀才”。一次,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,听到仆人的称呼,不禁好笑,戏谑曰:“你家主人不是秀才,已经是宰相亦,大家都称为‘君实相公’!”老仆大吃一惊,以后见了司马光,都毕恭毕敬地尊称“君实相公”,并高兴地说:“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……”司马光跌足长叹:“我家这个老仆,活活被子瞻教坏了。” 

    坚不纳妾


 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,有纳妾蓄妓的风尚。司马光是和王安石、岳飞一样,极为罕见的不纳妾、不储妓之人。婚后三十年余,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,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,也没想过纳妾生子。张夫人却急得半死,一次,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,悄悄安置在卧室,自己再借故外出。司马光见了,不加理睬,到书房看书去了。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,一番搔首弄姿后,又取出一本书,随手翻了翻,娇滴滴地问:“请问先生,中丞是什么书呀?”司马光离她一丈,板起面孔,拱手答道:“中丞是尚书,是官职,不是书!”美女很是无趣,大失所望地走了。   

    还有一次,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。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,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。司马光不客气了,生气地对丫鬟说:“走开!夫人不在,你来见我作甚!”第二天,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,十分敬佩,说俨然就是“司马相如和卓文君”白头偕老的翻版。唯独一人笑道:“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,只会鳖厮踢!”张夫人终身未育,司马光就收养了族人之子“司马康”,作为养子。   

    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。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,逢元宵节,张夫人想出去看灯,司马光说:“家里也点灯,何必出去看?”张夫人说:“不止是看灯,也随便看看游人。”司马光一笑,说:“看人?怪了,难道我是鬼吗!”    

    司马光自己不纳妾,不留恋声色,对同事私通歌妓也很反感。他在出任定武从事时,同僚但凡私幸营妓,都得搞“地下工作”,偷偷摸摸地进行。一次,他听说有同僚在寺庙私会歌妓,就前去“捉奸”。同僚吓得六神无主,叮嘱歌妓越墙逃走。歌妓胆小,不肯跳墙,就匆匆忙忙地钻进和尚的床里。同僚见了司马光,终是害怕,只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实情。司马光摇头叹气,做了一首诗来调侃同僚:“年去年来来去忙,蹔偷闲卧老僧床。惊回一觉游仙梦,又逐流莺过短墙。” 

    典地葬妻

 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,居所极简陋,於是另辟一地下室,读书其间。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,宅第非常豪奢,中堂建屋三层,最上一层称朝天阁,洛阳人戏称:“王家钻天,司马入地。”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,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,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,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,置棺理丧,尽了丈夫的责任。司马光任官近40 年,而且官高权重,竟然典地葬妻。重读历史,让人深思。俗语说: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。在封建社会,大多数人苦读寒窗,跻身仕途,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,荣华富贵,泽被后世,荫及子孙。在这些人面前,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。嘉祜八年三月,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,珍宝丝绸无数,但司马光不为所动。司马光年老体弱时,其友刘贤良拟用50 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,司马光婉言拒之,他说:“吾几十年来,食不敢常有肉,衣不敢有纯帛,多穿麻葛粗布,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?” 



      北宋建国近百年,已出现种种危机,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,以积极用世的态度,连连上疏,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,大致是以人才、礼治、仁政、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,这在当时,是有积极意义的。除上 疏陈述主张外,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,亦能坚持原则,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,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,他犯颜直谏,面折廷争,从不顾及个人安危,被称为社稷之臣,神宗也感慨地说:“如光者,常在左右,自可无过。”司马光的品格德行、修学治史,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。但对他的政绩,人们却时褒时贬。保守派主政的时候,对其政绩大加褒扬,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,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。

而改革派当政时,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,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。宋绍圣年间,御史周铁首论 "温公(司马光死后溢号)诬谤先帝,尽废其法,当以罪及"。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,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。王安石的学生章淳、蔡京主政时,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,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"元佑奸党",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奸党碑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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