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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创)中国历史人物--北宋名臣:欧阳修  

2012-10-01 17:32:11|  分类: 中国历史人物系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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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

 

决疑定策卓见深,正色朝堂轻小人。

文裨当代推宗师,治国立说朋党论。

诗词律体婉清韵,三贬复召政绩新。

修史千卷重文体,琴棋常置酒一樽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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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欧阳修简介


       欧阳修(1007-1073),字永叔,号醉翁,又号六一居士。汉族,吉安永丰(今属江西)人,自称庐陵(今永丰县沙溪人)。谥号文忠,世称欧阳文忠公,北宋卓越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。


     他与(唐朝)韩愈、柳宗元、(宋朝)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合称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千古文章四大家:韩,柳,欧,苏(唐代韩愈、柳宗元和北宋欧阳修、苏轼)。仁宗时,累擢知制诰、翰林学士;英宗,官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;神宗朝,迁兵部尚书,以太子少师致仕。卒谥文忠。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,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,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。又喜奖掖后进,苏轼、苏辙二兄弟、苏洵及曾巩、王安石皆出其门下。创作实绩亦灿烂可观,诗、词、散文均为一时之冠。其散文说理畅达,抒情委婉;诗风与散文近似,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;其词深婉清丽,承袭南唐余风。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(今河南新郑),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,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 

 生平成就  
 
    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《新唐书》,并独撰《新五代史》。且又喜收集金石文字,编为《集古录》。有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。宋词《踏莎行》。并著作著名的《醉翁亭记》。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:词集名。北宋欧阳修作。三卷。南宋罗泌编次。收入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,又有影宋刻单行本。明毛晋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本改题《六一词》,仅一卷,据前本而有所删节。另有影宋本《醉翁琴趣外编》六卷,多有《近体乐府》未收之词。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。代表作有《醉翁亭记》  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,成绩斐然。除文学外,经学研究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能不拘守前人之说,有独到见解;金石学为开辟之功,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、铭文碑刻上千,并撰写成《集古录跋尾》十卷四百多篇,简称《集古录》,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;史学成就尤伟,除了参加修定《新唐书》250卷外,又自撰《五代史记》、(《新五代史》),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,意在引为鉴戒。

  
     欧 阳修四岁丧父,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,幼年家贫无资,母亲郑氏用芦苇在沙地上写字、画画,还教他识字。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,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,他天资聪颖,又刻苦勤奋,往往书不待抄完,已能成诵;少年习作诗赋文章,文笔老练,有如成人,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,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:“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,此奇儿也!不唯起家以大吾门,他日必名重当世。”十岁时,欧阳修从李家得唐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,甚爱其文,手不释卷,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。   
      仁宗天圣八年(公元1030年)中进士。次年任西京(今洛阳)留守推官,与梅尧臣、尹洙结为至交,互相切磋诗文。景祐元年(公元1034年),召试学士院,授任宣德郎,充馆阁校勘。三年,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,被贬饶州。欧阳修为他辩护,被贬为夷陵(今湖北宜昌)县令。康定元年(公元1040年),欧阳修被召回京,复任馆阁校勘,编修崇文总目,后知谏院。庆历三年(公元1043年),任右正言、知制诰。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人推行“庆历新政”,欧阳修参与革新,提出改革吏治、军事、贡举法等主张。五年,范、韩、富等相继被贬,欧阳修上书分辩,因被贬为滁州(今安徽滁州)太守。后又改知扬州、颍州(今安徽阜阳)、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。   
     至和元年(1054)八月回朝,先后任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等职。与宋祁同修《新唐书》,又自修《五代史记》(即《新五代史》)。嘉祐二年(公元1057年)二月,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,提倡平实文风,录取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人,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。嘉祐三年六月庚戊,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。五年,拜枢密副使。次年任参知政事。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、兵部尚书等职。英宗治平二年(公元1065年),上表请求外任,不准。此后两三年间,因被蒋之奇等诬谤,多次辞职,都未允准。
  神宗熙宁二年(公元1069年),王安石实行新法。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,且未执行。三年,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,坚持不受,改知蔡州(今河南汝南县)。此年改号“六一居士”。四年六月,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。居颍州(今安徽省阜阳市)。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(公元1072年9月22日),欧阳修卒于颍州,谥文忠。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。该园环境优美,北依岗阜,丘陵起伏,南临沟壑,溪流淙淙。陵园肃穆,碑石林立,古柏参天,一片郁郁葱葱,雨后初晴,阳光普照,雾气升腾,如烟似雨,景色壮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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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贡献

 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,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,对当时经济、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,有较清醒的认识。主张除积弊、行宽简、务农节用,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。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,思想  欧阳修赏柳图
渐趋保守,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;但比较实事求是,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。   
    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。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,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,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。   
    宋初,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,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,浮华纂组,并无社会意义,却曾风靡一时。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,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。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,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,刊行天下。   
    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,主张明道致用。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,以“道”为内容,为本质,以“文”为形式,为工具。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,提出“道胜者,文不难而自至”(《答吴充秀才书》),“道纯则充于中者实,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”(《答祖择之书》),“学者当师经”,师经才能用“道”来充实自己。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。在对“道”的解释上,他把现实中的“事”,看作是“道”的具体内容。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,是因为“弃百事不关于心”(《答吴充秀才书》)。他反对“务高言而鲜事实” (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)。在对待“道”与“文”的关系上,主张既要重“道”,又要重“文”,认为“文”固然要服从于“道”,但非“有德者必有言”,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“自诗、书《史记》所传,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”,指出:“言以载事,而文以饰言。事信言文,乃能表见于世”。所谓“事信言文”,就是内容要真实,语言要有文采,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。   他取韩愈“文从字顺”的精神,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,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。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,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,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,起了示范作用。   
     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、梅尧臣、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。后来,知贡举(主管考试进士)时,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,凡内容空洞,华而不实,或以奇诡取胜之作,概在摒黜之列。与此同时,他又提拔、培养了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、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。这样,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应用文体
   
    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。他一生著述颇丰,《欧阳修全集》(中国书店1986年版。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)有文章2651篇,应用文2619篇,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;还撰有《新五代史》74卷,《新唐书》75卷。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,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。   创立应用文概念。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《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》:“骈四俪六,特应用文耳。”(拙轩集·卷五)张只涉及应用文取“四六”的语言形式,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。
    北宋的欧阳修在《辞副枢密与两府书》中云,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,“学为应用之文”。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。他在同一年的《免进五代史状》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,得功名后,“不忍忘其素习,时有妄作,皆应用文字”。“文字”即文章。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。可见,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、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,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。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。如上所述,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。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“实有用之言”(《荐布衣苏洵状》),黄校书策论“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”(《与黄校书论文章书》)。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。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。一是真实。欧阳修认为写史要“立传纪实”(《进新修唐书表》)。所谓“纪实”,就是应像《春秋》一样褒贬善恶,“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”(《魏梁解》),“求情而责实,别是非,明善恶”(《春秋论中》),“书事能不没其实”(《唐于鲁神道碑》)。他还认为诏令“必须合於物议,下悦民情”(《论慎出诏令札子》),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,就是要与实际相符。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,一是为了应用,二是为了传於后世。三是简洁质朴。“典诰誓命之文,纯深简质”(《正史类》),赞扬孔宙碑文简质(《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》),朝廷诏书应“复古朴之美,不必雕刻之华”(《论李淑奸邪札子》),铭应“言简而著”(《内殿崇班薛君基表》),“师鲁之《志》,用意特深而语简”(《论<;尹师鲁墓志>;》),“文书甚简”(《乞洪州第七状》),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。三是得体。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,“各得其体”(《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》),“体”指内容而言,欧阳修谓之“大体”。“公於制诰,尤得其体”(《谢公绛墓志铭》),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,“体”指文体。“考其典诰誓命之文,纯深简质,丁宁委曲,为体不同”(《崇文总目叙释·正史类》),“体”指语体。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、文体、语体,其理论已相当精深。   
     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。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,公文理论也很系统。公文内容“必须合於物议,下悦民情”;形式“取便於宣读”,采用“四六”的语言形式(《内制集序》),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。他自责其公文有“无以发明”,“意思零落”,“非工之作”,“拘牵常格”的毛病,主容要完整出新,有条有理;形式既要规范,又要创新。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,把公文分为三类:“凡公之事,上而下者,则曰符曰檄,问讯列对;下而上者,则曰状;位等相以往来,曰移曰牒。”(《与陈员外书》)他认为符、檄是下行文,状为上行文,移、牒为平行文;并明确公文不能“施於非公之事”。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、平行文、下行文的概念,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。(摘自《应用写作》月刊1997年第2期《欧阳修应用文论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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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成就

 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、宋代散文的奠基人。   
    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,以散文为最高。苏轼评其文时说:“论大道似韩愈,论本似陆贽,纪事似司马迁,诗赋似李白”。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,汪洋恣肆,但并不亦步亦趋。   
    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,各体兼备,有政论文、史论文、记事文、抒情文和笔记文等。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,气势旺盛,深入浅出,精炼流畅,叙事说理,娓娓动听,抒情写景,引人入胜,寓奇于平,一新文坛面目。他的许多政论作品,如《本论》《原弊》《与高司谏书》《朋党论》《新五代史·伶官传序》等,恪守自己“明道”、“致用”的主张,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,指摘时弊,思想尖锐,语言明快,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。他还写了不少抒情、叙事散文,也大都情景交融,摇曳多姿。他的《释秘演诗集序》《祭石曼卿文》《苏氏文集序》等文,悼念亡友,追怀往事,情深意挚,极为动人;他的《丰乐亭记》《醉翁亭记》诸作,徐徐写来,委婉曲折,言辞优美,风格清新。总之,不论是讽世刺政,还是悼亡忆旧,乃至登临游览之作,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、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。   
    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。他的笔记文,有《归田录》《笔说》《试笔》等。文章不拘一格,写得生动活泼,富有情趣,并常能描摹细节,刻画人物。其中,《归田录》记述了朝廷遗事、职官制度、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,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,都很有价值。 
  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。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。《菱溪大石》《石篆》《紫石屏歌》等作品,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;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,笔墨淋漓,将叙事、议论、抒情结为一体,风格接近杜甫,如《重读〈徂徕集〉》《送杜岐公致仕》;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,气势豪放,却近于李白,如《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》。但多数作品,主要学习韩愈“以文为诗”,即议论化、散文化的特点。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,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,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,缺乏生动的形象。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,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,情景相生,意味隽永。在内容上,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,揭露社会的黑暗,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。例如,在《答杨子静祈雨长句》中,描写了“军国赋敛急星火”,“然而民室常虚空”的社会现实;在 《食糟民》中,揭露了官吏“日饮官酒诚可乐”,而百姓“釜无糜粥度冬春”的不合理现象。不过,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:“因吟君赠广其说,为我持之告采诗”,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,维护封建秩序。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,抨击腐败政治,如《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》。其他如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、《再和明妃曲》,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,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。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,或清新秀丽,或平淡有味,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。如《黄溪夜泊》中的“万树苍烟三峡暗,满川明月一猿哀”,《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》中的“雪消门外千山绿,花发江边二月晴”, 《画眉鸟》“百啭千声随意移,山花红紫树高低;始知锁向金笼听,不及林间自在啼”等。总的来看,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。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,且时有新见,其最后一部作品《诗话》(由于诗话从专名演变为一种文体,后人为区别称《六一诗话》),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。后人郭绍虞说:“诗话之称,固始于欧阳修,即诗话之体,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”(《宋诗话考》)。欧阳修的诗话,改变了以前的论诗或重在吕评、或重要格例、或重在作法、或重在本事的做法,而是兼收并蓄,细加抽绎,以随便亲切的闲谈逸事的方式评叙诗歌 。
 
     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。他在评论诗的时候,虽然不废雕琢,归于自然。在《梅圣俞诗集序》中,他提出诗“穷者而后工”的论点,发展了杜甫、白居易的诗歌理论,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,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    
     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。他创作了很多词,内容大都与“花间”相近,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、离情别绪、酣饮醉歌、惜春赏花之类,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。《采桑子》十三首,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,写得恬静、澄澈,富有情韵,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。另一些词的“杏花红处青山缺,山畔行人山下歇”(《玉楼春》),“堤上游人逐画船,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绿杨楼外出秋千”(《浣溪沙》),“平山栏槛倚晴空,山色有无中”(《朝中措》)等,也都是写景的佳句。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,看似随意写出,却是无限传神,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,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。   
     而他偏重抒情的词,写得婉曲缠绵,情深语近,例如《踏莎行》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“离愁渐远渐无穷,迢迢不断如春水”,“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春山外”,通过春水春山,从思妇眼中写征人,情意深远,含蓄蕴藉,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,感情亦非常深挚。他还有一些词,虽然颓唐叹老、牢骚不平,却直抒胸臆,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。还有一些艳词,虽写男女约会,也朴实生动;当然,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。此外,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,写了一些文赋,他的著名的《秋声赋》运用各种比喻,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,使人仿佛可闻。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“律体”为“散体”,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,与苏轼的《赤壁赋》先后媲美,千载传诵。

为政成就

  欧阳修给宋仁宗的奏折:“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,岂是国家之利!欲乞罢青枢务,任以一州,既以保全之,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。”狄青被贬几年后就抑郁而死。   欧阳修加深了“重文轻武”的国策,为之后中华屡遭异族入侵铺平了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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